后者是法治国家上的公民自由与国家约束的不对称性。

即权利（right）＝不应当被侵犯，生命权＝生命不应当被侵犯。一个人实际上控制、占有着某物，但社会群体并不认可、赞同他的这一占有行为，这样，他就不可能拥有对该物的所有权。

实际上，本能自由与权利是两个不同领域的现象：本能自由是物质性的客观存在现象，因为人的本能和本能的行为都是物质世界的现象，所以这种行为的特性、状态—自由—也是物质世界的现象。真正使自然权利概念含义得到相对明确的阐释、并形成广泛影响的是14世纪关于使徒贫困教义的大辩论。第一，古典自然法学派的诸贤哲们使用的权利（right）一语具有多义性，它们包括：霍布斯的本能自由，洛克的本益禁侵，卢梭、康德的公意自由。权利本体就是群体意志，或者如康德所说，是社会公共意志。为此，我们需要对17、18世纪的自然法学权利观念作一个整体性的检视、辨析。

为保证这种立法权的行使，人民要在无须召集人的情况下定期集会、对共同事务立法。只要卢梭、康德将共同意志的实现寄托于国家这种组织体的存在上，所谓共同意志、公意，在现实中，就只能是国家意志。在对法律保留中的法律作狭义理解的同时，中央立法机关也不对地方立法机关进行概括授权立法。

再比如，与政治统一密切相关的财税制度也涉及市场统一的问题。联邦制国家分权条款通常来说较为冗长，且大多需要使用模糊的概念以便留下解释空间。虽然该原则被创立的初始目的在于实现立法权对行政权的控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保留的适用只能针对横向维度。由此，地方立法机关无权决定收什么税、收多少税的问题。

例如，有论者认为，财产权如果超越了某一地方的利害而关涉全民的利害，或能够成为全国性交易对象时，对其内容的规制在原则上就必须通过法律。综上，在联邦制下，联邦和州的权力相互分离，全国没有一体性的权力，此为分权模式。

除了《宪法》和《立法法》外，《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税收征收管理法》《民法典》等法律也规定了大量的法律保留事项。需要强调的是，作为非经济特区的地方，即便获得中央立法机关授权，也不能变通目前我国法律中调整央地关系的特别条款。而与法制统一直接相关的规范是《宪法》第5条第2款所规定的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原则。至此，本文通过对规范依据及其背后理据的梳理，已大致勾勒了我国纵向法律保留存在的范围。

二是纵向维度，即中央立法机关针对地方立法机关的保留。不过，有关职权的规范内部还可以作进一步的分类。国家机构是国家权力运行的载体，在单一制下，国家权力具有统一性，故权力载体也应相应具有统一性。 三、我国纵向法律保留的规范依据纵向法律保留的规范依据包括一般和个别两个层面，它们决定了纵向保留的范围大小。

关于上述50项法律规定中的法律是否均应作狭义理解可能会有不同看法。可见，地方不具有独立的财政自给能力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保障政治统一的必要条件。

虽然通常来说，国家机构的组织是国家的内部问题，并不直接干涉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基本权利不仅需要实体法保障，也需要相应的组织和程序形式予以保障，所以组织问题也有法律保留的必要。如，将某种刑罚的设定权概括性授予下位法，即意味着下位法可以任意规定以某种刑罚为后果的犯罪的构成要件，或就该刑罚的幅度作任意规定。

第一，在单一制的法律保留模式下，地方虽然不能自行就法律保留事务进行规定，但中央立法机关可以授权地方立法机关规定保留范围内的事务。而在不严格保留的情形下，法律还进一步概括授权地方立法规定本由法律保留的事项。这些措施的运用意味着对自由、财产等权利的剥夺。该现象虽然并不绝对，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社会主义国家中央集权的特点。日本国内理论上一直以来存在有关财产权限制、刑罚、租税是否要按照宪法由狭义法律规定的争议，这客观上使法律保留的价值得以维持。其次，法制统一中的市场统一维度在各个国家均体现出相似性。

从理论上说，违反是解决初级规则与次级规则之间的冲突问题，而抵触是解决初级规则之间的冲突问题。另一类是调整组织内部关系的规范，即组织内部结构规范。

另外，法律保留的个别规范所形成的三大内容板块的边界又在何处？除了宪法和法律已经列举的情形外，是否还包括其他的情形？由此可见，对法律保留适用范围的理解还必须依赖对其背后的一般规范的阐释。第四，联邦制下部分不应属于联邦专属的事务在单一制下却必须被纳入法律保留的事项范围，尤其是关于国家机构的事项。

按照通说，我国只有一个统一的国家立法权，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行使，地方权力机关只有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对权利来源的认识根本上否认了基本权利的天赋性，肯定国家对基本权利性质的决定性作用。

因此，行政机关所制定的法规命令可以调整由法律规定的事项，只要获得法律的授权即可。根据对这些规范含义的解释，我国纵向法律保留的范围涉及社会主义政治统一和市场统一两个维度。原因在于，地方立法若被概括授权规定基本经济制度事项，则会事实上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造成生产资料无法真正为全民所有。苏联作为一个联邦制国家，不存在联盟针对加盟共和国的法律保留，但这并不妨碍苏联在分权制度下要求基本权利的限制由联盟立法规定。

这种严格性体现在《宪法》《立法法》和其他诸多法律规定的保留事项均不得由地方性法规规定。如，我国《民法典》第116条将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的规定权限制于法律，此即物权法定原则。

故诸如安全生产、劳动者保护等事务在美国均属于州际贸易事务。另外，尽管通说赞成对地方条例不实施严格的法律保留，但日本学界也提出了地方条例规定法律保留事项时所需要受到的限制。

横向法律保留理论中的重要性是从公民角度出发，避免重要权益被行政的恣意所剥夺。而在不严格的法律保留模式下，概括转授权可在一定程度上被允许，拥有国家统一立法权的最高权力机关仍然可以通过法律的形式概括授权地方立法机关规定剥夺基本权利的措施。

要求基本经济制度由法律保留，体现了制宪者的特殊考虑。而在法律保留的个别规范集中出现的三大内容板块中，关于国家机构组织和基本权利的规范涉及政治统一维度。《宪法》第1条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一种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利来源是带有集体主义色彩的，社会和国家的存在是个人权利的前提，个人权利是主权者通过宪法和法律对共同体内部的各种资源进行分配的产物。

传统法律保留的理论依据一般被认为是宪法层面的法治国原则和民主原则。在我国，法律的纵向保留可同时针对地方立法机关和地方行政机关的规则，而行政法规的纵向保留只能针对地方行政机关的规则。

纵向保留中某事项具有重要性意味着该事项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相比分散而言具有更大的价值。不过，对于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来说，不同地方对国家机构的需求可能是十分不同的。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目前，我国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大量转移至发达地区，而发达地区的税收通过大规模转移支付反哺欠发达地区。